——陶行知创办山海工学团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是一位杰出的民主战士。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作出了巨大贡献。

　　陶行知（1891—1946）原名文浚，易名知行，后又改为行知，安徽歙县人。从小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民国3年（191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金陵大学，后来赴美留学，获政治硕士学位和都市学务总监资格文凭。民国6年（1917年）回国，先后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主任等职。他主编过教育刊物，担任中华教学改进社总干事，积极推行平民教学，反对“沿袭陈法，仪型他国”对教学革新起了推动作用。

　　民国16年（1927年），陶行知在南京北郊晓庄创办试险乡村师范学校，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理论，这是现代教育史上一个伟大的创举。国民政府因惧怕晓庄学校的革命影响，便以“勾结叛逆，图谋不轨”等罪名，通缉陶行知，并封闭晓庄师范，迫使陶行知避难日本。

　　民国20年（1931年）春，陶行知从日本返回上海，任《申报》总管理处顾问，猛烈抨击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并创办“自然科学园”、“儿童科学通信学校”，编辑出版《儿童科学丛书》等刊物，发起“科学下嫁”运动，主张把科学从“象牙之塔”里解放出来，交给劳动大众，同时认为发展科学必须从儿童抓起。

　　原来陶行知还打算回南京恢复晓庄师范，由于困难很大，便想在上海办学。1932年春，他和他的学生在沪太路孟家木桥车站，看到一座古老的红庙，认为这是一个适合办学的地方。他们到红庙附近各村各户进行调查访问，农友们普遍欢迎他们前来办学。这样陶行知就决定在这里创办一所新型学校——山海工学团，于民国21年（1932年）10月1日正式开学。陶行知当时还写了一首诗表达他办“山海”的决心：“弄东一弄东、乾坤属儿童，我们是真理的传播者，瞄准乡村向前冲”。

　　山海工学团除实践晓庄师范的办学主张外，还推行了小先生制。陶行知曾向农友们解释过学校为什么叫山海工学团。他说： “有两层意思：一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处在宝山、上海之间；二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侵占我东北地区，山海关危急，取名‘山海’有共赴国难的意思”，接着他又说：“什么叫工学团呢?工就是做工，工以养生，靠自己生产劳动来养活自己；学，就是学习，学以明生，学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团，就是团结，团以保生，大家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生存权利。我们学校招生原则就是来者不拒，不能来者，送上门去。”

　　听了陶行知的讲话，农友们纷纷响应。不久，山海工学团附近十里方圆的村庄，就成立了青年、儿童工学团、养鸡、养鱼、棉花工学团……一下子办了十几个工学团，入学的有好几百人。民国22年（1933）年秋成立了棉花工学团，陶行知、张劲夫担任顾问，推广良种斯字棉，产量比本地鸡脚棉高2～3倍。新棉种迅速从孟家木桥、沈家楼推广到整个大场地区及顾村、罗店等地。

　　工学团既是一个小学校，又是一个小工厂，一个小社会，富有旺盛的生命力。它是动员人民组织起来向大自然进军，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作坚决斗争的学校。这所学校的学生是全村的男女老幼，教学内容从生活中取材，健康活泼，采用“教学做合一”的办法。村里要做什么，老师就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先生在做中教、学生在做中学。做中教，学生可以教先生；做中学，先生可以变学生。

　　山海工学团和当地群众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夏天的晚上，院子里经常坐满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乘凉聊天。有时学唱歌，有时谈国家形势，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农友们和张劲夫、杨应彬等教师亲如家人，相互常串门谈家常，相帮洗衣服，烧饭菜。

　　民国25年（1936年）春天，山海工学团开办艺友班，以提高“小先生”的思想文化水平。在山海任教的有邹韬奋，冼星海、艾思奇、薛暮桥、萨空了、张志让、张宗麟、王洞若、钱亦石等。他们通过自身实践上课，辅导了许多小先生。从此，小先生制不胫而走很快影响到上海、全国。

　　陶行知与山海的教师们，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他还和大家一起研究，制订了农村的工作大纲：

　　(一)调查本村实况以创造自知的村庄；

　　(二)培养本村体力以创造健康的村庄；

　　(三)开发本村交通以创造四通八达的村庄；

　　(四)增进本村生产以创造丰衣足食的村庄；

　　(五)启发本村知识以创造科学的村庄；

　　(六)改良本村风俗嗜好以创造进步的村庄；

　　(七)提倡本村艺术以创造美好的村庄；

　　(八)锻炼本村武艺以创造自卫的村庄；

　　(九)共济本村急难以创造互助的村庄；

　　(十)报告现代大事以创造与大的世界沟通的村庄。

　　陶行知制订的乡村规划、鼓舞人心。大家认为奋斗有了目标，纷纷以实际行动投入了新村建设。

　　在此同时，陶行知在大场农村还提出了“少生、好生、贵生、净生、共生”的“五生论”，强调农村必须计划生育，少生孩子；还主张组织乡村诊疗室，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倡议专家下乡为农友治病；在农村办幼稚园、托儿所，解决劳动者的后顾之忧。

　　民国26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上海工学团所在地成为战区。部分师生便撤退到上海租界，组织里弄工学团，开展难民教育工作，创办报童学校。部分师生参加战地服务团，走上抗日前线。有些同志参加“孩子剧团”奔赴全国各地宣传抗日；还有的为前线部队运送食品、日用品，扛担架、抢救伤兵，冒着枪林弹雨昼夜不停地工作。在国军从上海撤退前，山海工学团一部分师生在张劲夫领导下，参加了战地服务团，奔赴新的战场参加抗日；一部分人留在上海坚持工作。上海沦陷后，部分师生到难民收容所去工作，组织了“菜贩互助会”、“戒赌会”、“露餐会”、“兄弟会”等半公开组织，通过各种形式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坚定人民抗日必胜的信心。

　　陶行知在抗战初期到了重庆，1939年创办了育才学校。抗战胜利后，他又回到上海，致力于教育事业，为振兴中华追求真理不遗余力。民国35年（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病逝于上海寓所。他生前两次在上海工作，时间达7年之久。上海可以说是陶行知第二故乡。育才学校则在1947年迁到上海，不久，又迁到大场赵家花园。

　　新中国诞生前，“山海”在沈家楼复校，恢复了肖场、大桥头、盛家角、童江巷等七个分校，继承发扬山海的传统，一方面对少年儿童进行手脑并用的教育，推行小先生制，普及生活教育；一方面办民校、办合作社，开展争取民主自由、学习科学技术，反对封建迷信和一贯道等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教育局将山海改为公立，并命名为“行知小学”。1951年，周恩来总理作了批示，将育才学校易名为行知学校（现行知中学）。

　　1981年4月，上海陶行知研究会根据刘季平的倡议，经市教育局批准，在大场试办劳动、学习、科学三结合的新型山海工学团。第一届招收了农村初中、高中知识青年37名，并建立了实验工厂，于陶行知诞生90周年大会上正式宣布成立。几年来，山海工学团充分发挥了劳动、学习、科研三结合的优势，先后创建了实验一厂、二厂，生产防水胶和化学试剂，产品远销各省市。

　　陶行知在大场办学五年，留下的是“爱满天下”。人们怀念他、纪念他。1986年在山海工学团旧址，兴建了陶行知纪念馆。这是一组古色古香的园林建筑，书斋和展览大厅布局优雅，回廊曲径与一泓池水相映生辉。陶行知当年书写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12个大字雕刻在围墙上，馆内陈列了三百多件图片资料和实物，展示了陶行知光辉的一生。　　　　　　　　　　　　　　　　　　　　　　　 （摘自《宝山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