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强不息的学者潘光旦

来源:区政协  时间:2011年12月20日 10:40

  一条腿也能出国留学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潘光旦诞生于宝山县罗店镇。他父亲潘鸿鼎是戊戌新科进士,在京学习法政,不久又赴日考察。潘光旦从小就受到新学影响。

  民国二年(1913年),潘光旦小学毕业后,就考取了北京清华学校。这时他父亲已经去世,家境突然困难起来,好在当时清华的学生是享受公费的,总算还能勉强维持下去。早期的清华分为中、高两科,前五、六年学习中学课程,后两年学习大学基本科目。毕业后,到美国留学,一般都到大学做三年级插班生。

  潘光旦在清华读书时,成绩优异,立志做一个文武双全的人,因而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不料在跳高时受了重伤,不得已锯掉了一条腿。这次打击确实是非常沉重的。他在家养病时,曾产生消极情绪,但转念一想:一条腿为什么不能继续学习?象我这样如能出国留学,不是更足以自豪吗?”于是才决定返校学习。

  在清华刚升入大学部时,他曾经问代理校长严鹤龄,象他这样伤残情况,能不能出国留学?严鹤龄回答说:不太好吧?美国人会认为我们中国两条腿的不够多,把一条腿的都送出来了。”听了这种尖刻的回答,不少老师都替他打抱不平。美籍女教师斯梯尔说:潘光旦不能出洋,谁还能出洋?”因为当时他总是考第一名。半年后,校长更换了,潘光旦的出国留学问题才没有再遇到麻烦。

  刚到美国时,潘光旦按照惯例也插班读大学三年级。过了不久,教务长通知他说:对不起,你应该读四年级。”于是,他就跳了一级。开始,他是读动物学的,后来由于对遗传学发生兴趣,才改读优生学。由于经常在图书馆里广泛阅览各种图书,又选定社会学作为第二个攻读目标。

  民国十五年(1926年)潘光旦取得硕士学位,随即回国,先后在吴淞政治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担任教授,把自己的一生,全部贡献于祖国教育事业。

  文人应当论政

  早在民国八年(1919年)潘光旦就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民国十年,因支持兄弟院校的学生运动,在清华举行同情罢考”,全班同学都受到延缓一年出国的处分。其中大多数同学被迫签具悔过书,只有潘光旦等8人拒绝签名。当时,学校的处分决定主要是应付北洋政府的,所以,没有在悔过书上签名的同学,后来也未推迟出国。

  在清华读书时,他和闻一多等6个同学曾组织社”(是上字的古文)。这个社团经常抨击周围的不良现象。电影不好,他们批评;厕所中有人随地大小便,他们也要议论一番。可见这位自强的学者,在学生时代就已经是敢于仗义执言的人。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春,潘光旦在西南联大参加民主同盟,同年在昆明参加筹建民盟的第一个省支部——云南省支部,积极参加反蒋抗日的爱国运动。他在清华大学曾担任教务长、秘书长等重要职务,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颇有威信。他参加民盟,对要求进步的专家学者起了一定的鼓舞作用,历史学家吴晗就是由他介绍加入民盟的。

  次年77日,西南联大同学联合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同学,邀请十多位教授,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行纪念抗战七周年的“时事报告晚会”。这是“皖南事变”后,昆明第一次大规模公开讨论政治问题的集会。全市青年从四面八方赶来,屋里坐不下,院里也挤满了人。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对云南大学校长施加压力,要他宣布禁止在校集会。同学们坚决反对这一反民主措施,迫使云大校长不得不收回成命。接着,反动派又要求会议只谈学术,不准涉及政治,又遭到学生代表坚决抵制。会议即将开始时,突然来了一队宪警,说是维持秩序。广大同学义正辞严地要求校方维护学府尊严。云大校方唯恐闹僵,赶快把宪警送走。

  在这种剑拔弩张的气氛下,潘光旦拄着拐仗,镇静自若地走上讲台,针对“莫谈国事”的荒唐论调,提出了文人应当论政的主张,受到了全场同学的热烈欢迎。

  潘光旦历任民盟第一届、第二届中央常务委员,第三届中央委员,在爱国民主运动中做了不少工作。

  从优生学到民族学

  解放后,潘光旦发表了《谁说江南无封建?》等著名论文,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影响。

  这位具有国际影响的优生学家,曾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优生学是应用遗传学原理改善人类遗传素质的一门学科。这门学科在人口负担日益严重的中国,本来是应当大有作为的。遗憾的是50年代初期,由于照搬苏联经验,片面宣扬李森科学派,给传统遗传学贴上了反动"的标签,致使优生学课程一度中断。

  1952年院系调整,潘光旦被调到中央民族学院讲授民族学。研究民族学必须通过实地调查,这对一腿伤残的老人来说确实是相当严峻的考验。他却并未被困难吓倒,经常拄着拐杖跋山涉水,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族识别,考察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同时还翻译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经典著作,对我国民族工作作出了贡献。

  1957年,潘光旦遭受不公正待遇,但他一如既往,勤奋工作。这位海内外享有盛誉的老教授,生活非常俭朴,生平节省下来的钱都用于购置图书。1967年在京病逝时留下遗言,把万卷藏书全部捐献国家,表达了这位爱国学者的一片赤诚。(摘自《宝山史话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