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链接】袁希洛（1876—1962），字俶畲，号素民，祖籍浙江宁波，生于上海宝山。清末秀才。1906年在日本留学时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年（1911年）十一月初九，作为十七省推选的四十余名代表之一，在南京参加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选举大会，兼任选举的秘书和书记员工作。并在1912年1月1目的临时大总统就职仪式上，为孙中山授“临时大总统”印。袁曾首倡筹建“辛亥革命战争纪念馆”，并亲赴全国各地征集辛亥革命文物。解放后，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文史馆馆员。

　　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前夕，辛亥老人袁希洛的孙子袁哲豫研究员向上海市宝山区档案馆捐赠了一批袁希洛先生的遗稿、图片和史料，笔者特撷取其中最珍贵的三件档案详叙，撰文还原袁希洛一生中最重要的片段。

　　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仪式上代表各省为孙中山授总统大印

　　青年时代的袁希洛，目睹了清王朝腐败无能，国家内忧外患，深感要救国救民，必须推翻清朝统治。1906年，赴日本留学的他结识了孙中山，并在东京加人了同盟会。后回国秘密从事革命活动。武昌起义成功后，全国革命志士纷纷响应，袁希洛说服江苏巡抚程德全等通电全国，举旗响应，为革命军光复上海、苏州等地作出了贡献。

　　上海光复后，沪军都督陈其美发起组织各省代表团，通过议事大会商讨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事宜。此后，革命形势大好，光复各省纷纷予以拥护，推选各自代表参会，袁希洛被推选为江苏省代表。辛亥年(1911年)十一月初九，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选举大会在南京召开，当时到会的有十七省的代表，计四十余人。除作为江苏代表外，袁希洛还兼任了大会代表团的秘书和书记员，负责大会会务和文书等具体工作。临时大总统的候选代表有孙中山、黎元洪、黄兴三位。每省推举一名当选人为限，十七省共十七票，获得总票数三分之二以上者才能当选。选举所有的秩序单、当选票记录，都由袁希洛以粉笔写在黑板上。选举结果，孙文(孙中山)得十六票，黄兴得一票。孙中山顺利当选。

　　事后，各省代表提出要珍藏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选票。经参议会同意，袁希洛用墨笔在长方形毛边纸上，按照选票原有的格式，抄写了17份，并补写了题识(题识以小字直书落款，内容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初十日①选举会题名)，加盖了参议会印章后分送各省，由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藏。

　　选举大会后，召开了各省代表议事会议。早就提倡使用公元纪年的孙中山，当时还在上海忙于处理政务，获知当选总统后，向各省代表会议发来电报，提出改用阳历。有少数代表反对说：“孔子说，用夏之时。自汉武帝时起，中国即用夏历到现在，已二千年，不可轻改。”袁希洛坚决支持孙中山的意见，反驳说：“孔于是殷的子孙，他反对周历，当时不能主张用殷历，所以来一个用夏之时。我们的始祖轩辕氏，以甲子年、甲子月朔的一天冬至为岁首，而现在世界所用阳历，以冬至后第十天为一月一日，是与轩辕氏所定的以冬至为岁首相近，不同夏历正月初一，要后冬至四十五天。”各位代表权衡后，多数人决定支持孙中山的提议。会议又决定以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一月一日，迎孙中山先生来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十一月十二日，袁希洛去江苏省都督府将篆刻好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捧回代表团，各省代表推荐袁希洛在总统就职时为授印代表。国旗也由代表团拟定为“红、黄、蓝、白、黑”五色，代表“汉、

　　满、蒙、回、藏”五个民族，表示五族共和的意思。当时的总统府设在南京前清两江总督衙门(原太平天国天王府)。

　　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即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一月一日，上午，孙中山先生由上海乘专车到南京，各省代表午后赴下关火车站欢迎。下午3时专列驶入车站，各省代表登车欢迎，孙中山与大家一一握手。晚上8时，总统就职典礼开始，大家簇拥着中山先生到总统府大堂。此时新军第九镇的士兵，自大门起左右站立，手执五色国旗，队伍直达大堂阶前。司仪长是第九镇统制徐绍桢。唱鸣礼炮二十一响后，典礼开始。袁希洛站在礼台左侧边，孙中山总统向南立，右边是代表景耀月，左边是总统秘书长胡汉民。孙中山总统举左手宣誓毕，景耀月代表致颂词，胡汉民代总统读答词，总统亲读就职宣言。袁希洛代表各省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授予孙中山，孙中山受印后交秘书长盖印于就职宣言上。

　　就职仪式结束后，孙中山招待各省代表及来宾，并亲自将代表们送到大堂。代表们请总统留步，孙中山说：“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总统是人民的公仆，各位是主人的代表，礼当送至阶下。”孙中山与大家一一握手道别。

　　　两度晋见孙中山，首倡筹建辛亥革命战争纪念馆

　　国民政府成立后，袁希洛于1912年二三月间，首倡在上海筹建辛亥革命战争纪念馆，并两次晋见孙中山，还写信提出建立纪念馆的建议和设想。

　　这是一段和辛亥革命同样久远的历史，值得追述。现广东省中山市翠亨村的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档中有一封袁希洛写给孙中山建议筹建辛亥革命战争纪念馆的信。信是这样写的：

　　中山先生赐鉴：

　　革命功成，共和建立，对于民国前途不可不留一大纪念，以为后来国民知建国不易，而发动爱国热心。盖环球文明之国，罔不以国民教育为立国之本。我民国自武昌起义迄于今日，统一共和政府成立，其间之种种事实，皆我民国建国之精神，亦即国民教育之好材料也。故江苏教育总会创议建立一革命战争纪念馆于上海，特派希洛为征集员，赴各处征集关于此次革命战争之品物，若战利捕获之枪械废弹，战地之各种写真，及战死者、有志者之遗物、写真、纪传，以备陈列之用。

　　窃思中国革命之原动力，实维先生十数年来奔走呼号，提唱(倡)运动，以成此大功。国民之仰望致敬于先生者，虽泰山北斗无以逾之。则纪念馆中愈得先生之写真、品物，及同盟会中十数年来之事实经过与盟书等陈列以为重。前星期希洛曾为此事进见先生，因北使商酌事烦，未承握手。今度入见，或以未及多谈，故肃函亲奉，乞大力提唱(倡)。且设立纪念馆事颇为烦重、需款，敝会力微，希洛腕弱，更祈鼎力相助，以底于成。民国幸甚！敝会及希洛幸甚！肃此。

　　　　　  　　　　　　　　　　　　　　　　　敬颂

　　　　　 　　　　　　　　　　　　　　　　　 伟安

　　革命战争纪念馆征集员袁希洛谨上

　　奉上征集书一纸。

　　经孙中山同意，1912年4月初，袁希洛和黄炎培的堂弟黄钧培以及宝山人时保共三人，在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领取了免费乘坐轮船、火车的证明书，先后赴武汉、石家庄、太原、北京等地，征集辛亥革命物品．前后共三个月。

　　当年4月底，袁希洛到达北京时，孙中山已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由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这时临时参议院和内阁各部也都从南京迁至北京。当时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委任袁希洛的长兄袁希涛为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袁希涛先后三次出任教育部次长，二次代理部务）。袁希洛当面向蔡元培提出想见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请蔡元培帮助联系。

　　5月2日，袁世凯约见了袁希洛。总统府设在北京铁狮子胡同，即前清的外务部，会客室是当年接见各国驻华公使的大厅。当袁世凯与袁希洛地面时，招待人员高唱“行三鞠躬礼”。袁希洛曾任组织临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人民代表，没有听他们的唱说，上前直接与袁世凯行握手礼，并对袁世凯说：“老宗台，你使清朝政权还我人民，很辛苦了。”袁世凯说：“贵代表是我宗族的精英，革命很辛苦了。”袁希洛说：“我为革命在南方只奔走了四五个月。美国争取共和民主花了八年的岁月。但这次革命成功，不可不留一点纪念。我这次经历了武汉、石家庄、太原，到达北京，拟征集可为革命纪念的物品，汇集在上海成立一革命纪念馆，老宗台以为如何？”袁世凯连说：“很好、很好。”说罢即端起茶碗来请袁希洛饮茶(前清官场送客的仪式)，袁希洛深感话不投机半句多，愤然离开。

　　为了征集辛亥革命纪念文物，袁希洛在北京停留了半个月。他还向内政部提出，要求将清朝大清门的竖额取下，带回上海作为纪念物品保存。内政部人员说，他们正在计划将大清门改为中华门，待做好中华门竖额后，即将大清门竖额取下，送到上海。这只是托辞，后来也一直没有送到上海来。当时，袁希洛征集的辛亥革命文物都存放在江苏省教育会上海林荫路会所。后因经费问题，建设辛亥革命纪念馆的愿望，未能实现。

　　1955年参加国庆观礼，晋谒毛泽东主席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意志，发动“内战”。1948年，袁希洛在南京召开的“国大”代表大会上，登台发言，呼吁“停止内战”，情绪激昂，捶胸蹈足，痛哭流涕，被国民党当局诬蔑为“疯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袁希洛担任人民政府的参事，满怀爱国热忱的他，写下了十多万字的自传体长文——《唯物辩证的宇宙和灵魂观》。写成后，他托好友黄炎培(时任政务院副总理)转交毛泽东主席。

　　1953年12月3日，毛泽东阅后致信袁希洛：“素民先生：十月二十九日惠书敬悉，甚谢!大著已付此间文史馆研究。此复。顺致敬意”。同日，毛泽东还致信黄炎培：“任之先生：十二月一日惠书敬悉，甚谢！袁希洛先生的著作已付中央文史馆研究，并已复告袁先生了。”

　　1955年，袁希洛想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活动，就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托黄炎培转交。黄炎培看信后，把此信转给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处理，并附了一封信，介绍了袁希洛的身份、情况和愿望。徐冰看了这两封信后，就把它们上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于8月17日在黄炎培的信上写了批语“拟可允其来京一行，并参加国庆观礼。此人是江苏教育会派要人之一，似可考虑以某种名义。”

　　袁希洛在这一年的国庆来临之际抵京，后参加了国庆观礼，并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在1957年袁希洛写的手稿《北京观感录》一文中，详细记述了毛泽东主席接见他的情况：

　　“……不一会儿，毛主席从厅后出来，在电灯光下，面色红润，笑容相接。徐冰介绍了袁希洛夫妇姓名，相互握手。毛主席说，老先生和老太太都很清健。我说，主席身体健康，托主席的福，我们身体尚好。就座后，我以吴湖帆所作珠穆朗玛峰、所题沁园春词画扇一幅和玻版印画一册及宋词一册呈送主席。主席展扇观览，我指珠穆朗玛峰顶一红点，说此是红旗在山峰飘扬。主席赞称画词都很好，说谢谢吴先生和您。我将自己所著的《我的辩证推理唯物史观》六册和《唯物辩证的宇宙和灵魂观》四册呈主席，说此是拙作，请主席指正，若以为可，即请交新华书局付印。主席略阅目录，说现在不比前时，政治首长可以下一条子。须交付主管机关审定，不能即时照办。”

　　袁希洛又向主席提出愿赴台湾劝说蒋介石和平解放台湾，请主席设法送他去。并将自己在1948年5月、7月两次致信蒋介石，劝其立时停止内战的代电，和1949年1月5日致蒋函，劝蒋介石出国去瑞士，以成全国和平的存稿及近作《警告台湾蒋介石》小诗一首呈上。毛主席细阅了一会儿，对袁希洛说：你要去台湾，所作的诗不可发表，此诗是骂蒋的，他看见了要生怒，最好先写信去，得到他同意，方可前去。此信只可劝他，不可骂他，你可与黄韧老(黄炎培)商酌定稿。袁希洛说，韧老(黄炎培)现入医院，正在治疗癃闭的疾病，不能与之商酌，我起好了函稿，送请主席指正后缮发若何？主席说也可以的。

　　会谈中，毛主席了解了袁希洛在上海的生活工作情况。得知袁希洛这次来北京没有带寒衣，主席便说，北京天气很冷，让统战部的同志赶快为他们去买卫生衣裤绒线衫，还对徐冰同志说，尽快为袁老先生做长的中式皮袍。希望他们在京多住几天，去各处参观。

　　谈了有半小时，袁希洛夫妇起身告辞。主席嘱照料客座的两个青年同志送出来。主席走在前面说，可用我的车子送袁老回寓所。徐冰同志告知有统战部的汽车在门前等候。主席送到门外，与袁希洛夫妇握手道别。次日，毛主席派统战部同志购置卫生衣和绒线衣各一身，又买丁獭皮和貂皮领，叫缝工为袁希洛量身材尺寸，买布料制大衣。

　　几天后，袁希洛将“要求去见蒋介石的信”呈报毛泽东主席。1955年10月12日，毛主席读信后批转给徐冰，他便照毛泽东的意思，将袁希洛写给蒋介石的信发往台湾，但台湾方面并无回音。在这种情况下，袁希洛也只好打消了去台湾见蒋介石的想法。

　　1962年1月，袁希洛故世。1980年骨灰移葬于上海龙华革命公墓。

　　(区档案局副局长 朱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