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山是两次淞沪抗战的主战场，无论在一二八抗战还是八一三淞沪会战及上海沦陷后，这里都曾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儿女。特别是在上海沦陷的8年中，宝山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谱写了一曲曲保家卫国的壮歌。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在上海近郊开辟抗日据点，中共地下党的许多组织系统先后派员进入宝山地区，进行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和开展抗日斗争等活动。其中主要的组织系统有中共上海近郊区工作委员会（简称“近委”）、淞沪地委和新四军情报系统。

　　一、“近委”领导下的主要抗日活动

　　1937年10月前后，中央正式批准以刘晓同志为核心重建江苏省委，紧接着，在省委领导下成立了外县工作委员会（简称“外委”）和难民工作委员会（简称“难委”），此外还陆续成立了工委、学委、职委、文委等系统。八一三淞沪会战后，上海近郊的许多群众纷纷到市区避难，难委就在难民中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发展、培养中共党员和抗日骨干。1938年秋，难委利用难民自然回乡机会，先后派遣多名党员，回到家乡宝山进行开辟工作。1939年下半年，中共江苏省委指示，应在上海市区和外县之间建立一个中间革命地带，作为市区与外县游击区之间的联结带。为此，省委于同年底专门从难委中抽出力量，建立近郊区工作委员会（简称“近委”），由省委干事钱伯荪担任书记，周克为副书记，丁瑜为委员，领导开辟上海近郊的抗日工作。1939年下半年起，前后大约有40位同志陆续进入了宝山、吴淞、大场、杨行以及其他郊区，把革命的火种播散了下去。

　　近郊区是日寇军事或半军事管制区，对地下党组织来说是完全的空白点，要在那里打开局面，建立革命据点，难度很大。但是来到这里的同志们没有退缩，他们在农村用叔侄、姐弟、姑嫂、小姐妹、朋友等各种关系或名义掩护，用种田、卖菜、开小店、做学徒工、做家庭手工业等多种生活方式生存，只身深入敌人直接占领的军事控制地区，面对极为严峻的形势，坚持一点一滴的进行工作，并以开办小酒店和办小学等形式建立起党的秘密工作点，为抗日埋下了革命的火种。这其中就有著名的杨行地下党员杨逸。

　　1938年6月，杨逸年仅15岁，却已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员。遵照组织上的指示，她动员父亲与她回家乡，在季家桥浜北桥堍开设了一家小酒店，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站，随后，又按照党组织的指示，跟大慈难民收容所的积极分子戴守贞回乡，在新兴镇（现月浦的新镇）合作开办了一家妇女用品商店，兼营摇袜子业务，以扩大群众工作的阵地。同年底，组织上派共产党员许早跟到新兴镇妇女商店工作。

　　1940年元月，杨逸又按照丁瑜的指示，除了继续经营小酒店外，又集中精力筹办小学。她先是借用民宅的客堂作教室，后又动员父母、舅舅及表兄修建季家桥北首一座破庙扩充校舍。众乡亲都为添置课桌椅、黑板等教学用具出钱出力，此后这座破庙就成了地下党组织重要的秘密工作点——宝山县瑞芝小学（又叫季家桥小学）。为了具备长期隐蔽的条件，党组织还用两块银元为杨逸从上海江淮中学买了一张“高中毕业证书”，并托人在市教育局办理登记，又到宝山县教育科备案注册，并请当地伪保长蔡祥生担任名誉校长。当时在学校中任教的中共党员除了杨逸外，还有上级组织派来的李志明、孙彬斐以及党的培养对象杨月仙、陆亚芳和王阿法。课堂上老师们教学生们背诵《总理遗嘱》、唱进步歌曲、讲授民族英雄的故事，启发孩子们的爱国热情。在宝山站稳脚跟的同时，他们又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本乡同龄青年及学生家长、大龄学生中，同时积极物色其他方面的爱国青年作为工作对象。吴淞情报组后来的负责人徐国璋和后来的杨行地下党支部书记陈坤全（陆亚雄）都曾受到过他们的影响。

　　1941年下半年，省委检查近委的工作，根据主客观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重新研究了近委的工作部署，考虑到环境越来越恶劣，安插到近郊地区的一批外来同志坚持下去有更大的困难。为了适应这种形式，省委决定，要近委的同志留下工作关系后，迅速将一部分外来同志转移至解放区，留下一批当地同志继续坚持点线斗争。1942年春，近委调马崇儒到宝山淞南，以教书作为掩护，领导杨逸等坚持地下斗争；同时，留在吴淞地区坚持斗争的党员，组织关系转交给省工委领导；留在宝山、杨行及大场地区的党员，由马崇儒联系，周克单线领导马崇儒。1942年，随着近委成员先后调离，近委工作直接由省委组织部联系，近委这一组织被暂时撤销。1942年到1944年初是抗战最黑暗的阶段，革命力量经受着最严峻的考验。但党的组织和所有同志安全的保存了下来，并且发展了社会群众关系。

　　1944年冬，中共中央华中局城工部贯彻中央关于加强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的指示，决定重建近委，协同工委筹建上海工人地下军，配合新四军收复上海，由周克任书记，诸敏、马崇儒任委员，下面的关系有杨行的杨逸、大场的沈增善、孟根根等。近委重建后，根据华中局城工部的指示，积极稳步的全面开展工作，组织地下军准备发动武装起义，里应外合解放上海，在广大积极分子中宣传战局和形式，动员大家广泛开展交朋友的工作。这一时期，近委的工作取得了新的发展。1945年初，已任近委副书记的诸敏到宝山藻北地区发展党组织，组建地下军。他先后发展陈坤全（陆亚雄）、沈浩、赵飞、金进、李奇章、严成、沈铭章、张成华、赵有恒等一批革命意志坚定而又富有朝气的青年入党，组成杨行支部，陈坤全为书记。接着又发展阅历较深与上层接触较多的时任藻北小学校长的李西坪入党。使藻北小学成为党组织在宝山活动的重要基地。在这个时期，近委按照党的要求，抓紧时机集训党员和积极分子，在藻北与青浦隐蔽地先后集训了两批同志，周克与诸敏先后讲了国内外形势、地下军任务、革命的气质与作风等等，使藻北的革命种子生根发芽。为了弄清敌人的情况，党组织向敌人内部渗透，向四外发展情报线索，陈坤全甚至搞到了宝山敌人设防的“兵要地图”。

　　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中央决定不以武力收复上海，命令苏南新四军北撤。同年10月，藻北地区参加地下军、身份已暴露的22名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编入上海工人部队，北撤山东解放区。留下近委委员马崇儒，负责联系坚持在宝山藻北地区进行点线斗争的少数党员，组织关系划归中共上海教师运动委员会领导。

　　1942年后，吴淞地区留下坚持斗争的党员组织关系被转至工委，从此，吴淞属工委领导。这一时期，吴淞的党员主要集中在永安二厂、日华纱厂、华丰纱厂、日亚钢铁厂、吴淞铁道工场、火车站、东亚航空公司等。由于吴淞的日伪势力很强，工作很难展开，他们只能根据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16字方针，在工厂里利用一切机会交朋友，宣传抗日，启发工人觉悟，并团结带领工人与日本领班和工头作斗争，这些都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基础。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在筹备地下军准备配合新四军解放上海的过程中，吴淞镇按照党组织的指示承担了配合和搞武器弹药的任务。他们通过在军火仓库和铁路工作的党员，搞到了手枪、步枪和手榴弹，他们有的把手枪藏在菜篮子里或提包内；有的化装成白铁匠，把步枪藏在铁皮卷里，挑着担子运入上海市区，不仅武装了自己，而且支持了市区地下军的筹备工作。8月，日军投降后不久，党改变了新四军进占上海的计划，地下党考虑到部分搞地下军的同志已经暴露，为了保存力量，把大家集中起来，撤退到青浦淞沪支队去，建立了受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工人武装。

　　二、淞沪地委领导下的主要抗日活动

　　1940年6月，日伪进行“清乡”，形势十分严酷。新四军东路军政委员会决定将上海郊县中共党组织划归东路特委领导。同年7月，东路特委成立昆（山）嘉（定）青（浦）中心县委，统一领导上海浦西各县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昆嘉青中心县委派黄振汉至嘉定，建立嘉定工委，领导嘉定和宝山两县党的工作。10月，昆嘉青中心县委与浦东工委合并，扩大为中共淞沪中心县委。

　　1939年起，罗店村民王同衍开始在他在北张家桥（现罗店镇王家楼村）开的小店里与其酱酒业同行好友嘉定人毛平东商议抗日救国之举。不久，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叫“青年抗日团”的组织，旨在团结青年，共同抗日。从那时起，王同衍就借助小店与茶馆等有利场所，广泛的接触青年，启发他们抗日救国热情，到条件成熟时就动员他们参加革命活动。1941年春，黄振汉经毛平东介绍，来到罗店北张家桥王同衍开的小店，与王同衍建立了工作关系。黄振汉经常打扮成商人模样，随身带些香烟、糖果一类物品，好像做生意一样，有时就住在王同衍家里，讲些革命道理。不久，经黄振汉介绍，王同衍正式加入党组织。从此，王同衍以北张家桥的小店为基础，用公开合法的身份作掩护，秘密开展革命工作，而北张家桥的小店也就成为我党在宝山罗店地区的一处秘密联络点。前后9年时间，罗店的地下党员在此秘密接待上级领导人，宣传组织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发展党组织，坚持到宝山解放。

　　1941年5月，淞沪中心县委扩建为路南特委，直接领导上海郊县党的工作。6月，黄振汉调浙江工作，路南特委派邵志清（许振祥）领导嘉宝地区，在宝山现具体联系王同衍和从昆山撤至宝山工作的陈杰。

　　1942年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中共路南特委嘉定工委领导人邵恢，派遣中共党员毛平东秘密潜往大场，进行开辟工作。

　　大场是日伪拥兵扼守的“四大重镇”之一，有日本民航中华航空公司大场机场、日军阵亡将士陵墓，附近又有国际电台、日本军火库，日伪控制森严。地方上还有一帮恶霸头势力内外勾结，煊赫一时。毛平东初到那里，人地生疏，无立足之地，便以失业教师身份，靠脚踏车搭客作掩护，经常流活动于大场四周，注意观察动静，等待时机。一次，大场伪镇长周惠平（中医）外出行医，要雇脚踏车接送，正巧碰上毛平东。双方说得投契，于是交上了朋友，他邀毛平东做镇公所书记（文书）。毛平东顺水推舟，便在龙麟禅（镇公所所址）安下了活动基地。

　　一次偶然的机会，毛平东结识了恒太新、老恒太南货店学徒陈锋、周振楣、孟仁祺，从此他们与毛平东成了忘年交，等到商店打烊后，他们常到龙麟禅找毛平东闲聊，深受毛平东影响。

　　1942年4月4日，大场举行所谓“清乡”示威活动。期间，毛平东介绍陈锋、孟仁祺、周振楣、王贵生（“聚源兴”学徒）加入“青年抗日革命先锋队”（简称“青抗先”）。他说，这个组织最有革命觉悟，最有革命纪律，最有自我牺牲精神，所以叫“先锋队”，他让每个志愿者填表后，举行了庄重的宣誓仪式。宣誓内容为：“严守组织机密，英勇斗敌，不怕牺牲，坚决跟共产党走”。10天后，毛平东宣布，他任“青抗先”书记，陈锋任小组长。5月，毛平东又在龙麟禅附近恒大号一个零食货栈里宣布成立“青年抗日救国协会”（简称“青协”）。他号召爱国青年团结起来，进行地下抗日斗争。参加者除“青抗先”4名骨干外，还有恒太号张炳华、乾源号陈玉田、永丰号盛堂福等人。毛平东指定陈锋为召集人，他任干事。7月，中共路南特委改组为浦东地委，采取单线联系方式分片领导各县反“清乡”斗争。此时，嘉定地区党组织跟上级失去联系。毛平东撤离大场，“青协”活动由陈锋主持，受毛平东单线联系，陈锋所在的恒太新也成为“青协”组织的联络中心。

　　1943年初，“青协”活动更趋活跃，陈锋等人遵照“抗日、爱国、交朋友”的精神，公开发起组织“踏货队”，学徒们同进同出，相互照顾，沿途谈新闻、传小道，寓教育于聊天之中，团结联系了青年，并且规模不断扩大，受到青年学徒们的普遍欢迎，也受到店东们的赞赏和支持。1943年秋，中共浦东地委接通了嘉宝地区关系，原中共沪西工委委员洪烽以特派员身份负责领导这一地区，大场仍由毛平东继续保持联系。1944年夏，为了配合我军加速歼灭侵华日军的部署，毛平东建议陈锋注意开展敌伪方面工作，包括策反和收集情报。

　　1944年11月，中共浦东地委改组为中共淞沪地委。1945年初，按照毛平东的意见，陈锋、孟仁祺分别辞去恒太新、老恒太的职业，在大场镇马路桥南堍、柏林兴面店隔壁，借用原巡捕房包探李绪卿家一间房子，开办“协太”号杂货店。为了做好掩护，他们还让李绪卿等人搭了干股。“协太”开张后，明里经商，暗里从事革命活动。列宁的《论党》、陈云的《怎么做一个共产党员》都由毛平东传入“协太”号小店。他们广交朋友，并注意开展敌伪方面工作。陈锋利用曾学过日语的便利，经常与来店里借酒浇愁的日本新兵交谈，激发他们的乡思和厌战情绪，还旁敲侧击的消除他们对抗日游击队的疑虑，使得有的新兵在调防前还偷偷到“协太”号告别。

　　1945年初，洪烽经毛平东介绍与陈锋取得联系，4月，发展陈锋、孟仁祺、周振楣入党，并正式成立中共大场镇党支部，由洪烽兼任书记，陈锋为副书记。支部成立后，洪烽在大场镇守仁桥西边沿河岸一处草棚里，一连几个晚上跟党员和积极分子谈心，宣传抗日形势，介绍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区及红军长征等情况。有时他还带大家一起到大西路观看苏联影片，购买《时代周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韬奋书店出版的《政治常识》、《一本总账》（蒋介石言行对照表）以及淞沪支队发行的《电讯》、新四军印刷的八开版铅印本，也由洪烽陆续传入大场。“协太”号小楼成为党员、积极分子阅读进步书刊的“学习室”，群众性的宣传教育工作就是靠他们用“马路新闻”、民间传说一类形式，把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真情不断的在顾客中传播扩散。1945年6月，德、意法西斯失败后，盟军对日攻势步步紧逼。根据上级意图，洪烽带领陈锋等人去胡家庄了解大场机场东北边敌伪驻军和设防情况，去王家宅了解刘行电台北侧驻军和设防情况；又偕孟仁祺一起到杨家桥了解国际电台、军火库驻军和设防情况，并和胡家庄李泉华、王家宅王贵生、杨家桥孟小弟建立了经常联系，设置了耳目。柏兴面店学徒金祥、职工姜善、杨雄也与“协太”号有过联系。“协太”小店便成为地下党汇集、传递情报的中转站。

　　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南翔中队成立，洪烽任指导员。10月，洪烽整顿队伍，带领18名骨干（半数是宝山、大场的党员和积极分子）越过吴淞江，并入吴士昌率领的青东中队，留下孟仁祺、周振楣等和一批积极分子坚持原地斗争。

　　三、新四军情报系统的主要抗日活动

　　新四军吴淞情报组创立于1941年3月，1943年5月正式得名。先后隶属新四军第六师和军部参谋二处领导。在抗战相持阶段、战略反攻阶段和抗战胜利前后4年多时间里，她秘密建立了“外马路101号”军事观察哨和“吴淞一德药房”情报组联络机关，为新四军指挥机关提供了大量的日军军事战略情报。新四军吴淞物资采购站（电影51号兵站原型），于1943年由新四军一师军需科张渭清同志建立，在新四军物资最为匮乏的阶段，吴淞物资采购站将军需物资源源不断的从敌人封锁严密的吴淞地区运往新四军驻地。

　　1941年，抗日战争正处在焦灼的相持阶段。年初，新四军六师侦查科长王征明接到师长谭震林的指示，要求他和中共路南特委吕炳奎尽快部署力量，搜集上海日军情报，上报中央军委。经过了解情况，王征明把注意力定在了日军重要战略基地之一的吴淞。他了解到吴淞医院有一名爱国青年医生，叫徐国璋。3月的一天，王征明派人单独与徐国璋会晤，试探建立情报网的可能性，徐国璋欣然接受任务。次日，王征明与徐国璋见面，正式吸收他参加新四军地下情报工作，并交代他搜集日军军舰进出吴淞口及日军番号等军事情报。徐国璋从此以医生的职业作掩护，通过经常到医院就诊的酒吧侍女、码头工人等了解日军的情况，向上级提供。不久，为了便于及时迅速的传递情报，王征明指派他的助手张复辛直接去吴淞取情报。

　　1941年夏，徐国璋在医院门诊认识了一个叫黄眷澜的浙江姑娘，她聪明好学，富有强烈的爱国热情，随母亲和妹妹一起逃难来到吴淞，借住在吴淞外马路101号父亲的一位师兄的房子里。她家是栋二层小楼，一打开窗户，就能清楚的看到江面日本军舰以及距离50米远的日本宪兵队在场地上操练时的情况，是观察敌情的好地方。经过慎重细致的考察，同年12月，徐国璋正式发展年仅15岁的黄眷澜参加情报工作，她的家外马路101号，便成了秘密军事观察哨。从此，无论白天、黑夜，黄眷澜每天躲在楼上，用一架望远镜和一块挂表等简单工具严密的监视记录日军的动态。发现吴淞口日军舰艇往来，就用特殊的符号，记录下敌舰进出港日期、时间，敌舰的型号、颜色、烟囱、吨位、武器装备等情况；陆上日军如有动静，就记下部队的番号、兵种、装备、规模和动向。每隔数日汇总，报徐国璋。这些零星琐碎的情报，经过上级情报部门综合分析、整理后，就能得出敌人的活动规律和意向，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1944年夏，女青年陈达来到观察哨，配合黄眷澜进行情报工作。俩人凭着机智、勇敢多次躲过敌人搜查，化险为夷，并出色的完成了情报收集任务。

　　1942年初，王征明奉命调往茅山地区工作，吴淞的情报工作和上级组织暂时中断联系。这期间，徐国璋等同志除了仍坚守吴淞“观察哨”，搜集日军情报外，还组织了“梅友社”，以团结周围的进步青年。1942年初，由黄眷澜、金潜芳等人提议组织“梅友社”，练习写作，以文为友，把作品订在一起交流传阅。徐国璋得悉后，认为这是团结吴淞进步青年的好形式，于同年8月也参加了撰稿。1943年，徐国璋被大家推举为《梅友》的干事，负责刊物的组稿和主编，刊物的影响不断扩大。先后增加了杨行地下党员杨逸、孙彬斐，进步青年陈坤全以及转移回家乡隐蔽的中共沙洲县锦丰区委书记张伯春、苏中三分区抗日民主干部关松等新成员，《梅友》逐渐成为宣传抗日思想、团结教育青年的进步刊物，不少作品以诗歌、随感、小品、小说等形式，揭露日军的暴行，沦陷区社会的黑暗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人民的悲苦，从而激发青年的抗日爱国热情。陈坤全、蒋炳强等青年从此参加了情报工作，并成为情报组的重要力量。

　　1943年1月，王征明调任新四军军部参谋处二科，5月，二科决定正式成立吴淞情报组，并任命徐国璋为情报组长。从此开始形成了一条由吴淞(徐国璋)、上海（张复辛）、扬州（胡绥之）、新四军扬州情报站（宣铎）、军部（王征明）相连接的情报网络，吴淞情报组的活动也更加活跃。

　　1943年秋，徐国璋考虑到如果汉奸王桂泉开设的吴淞医院一旦停业，情报组就失去合法的社会掩护，所以征得上级组织的同意，建立了用来掩护情报联络的秘密据点“吴淞一德药房”。为了使药房合法化和具有一定社会基础，他还邀请王桂泉和其妻弟金国楚以及社会青年杨存辉、陈福康等人入股。一德药房不但掩护了情报组的活动，而且解决了情报组的活动经费。日本士兵和下级军官经常从兵营里偷盗药品，按原价的10%卖给一德药房。当时，新四军部队很需要药品，徐国璋曾两次将从日本兵那里廉价买来药品转送部队，留下部分作为情报组的活动经费。1944年初，徐国璋、张复辛、胡绥之由王征明介绍，被中共新四军直属政治处批准为中共候补党员，候补期3个月。

　　1945年初，日军节节败退，濒临绝境。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根据中央军委电示，要求王征明加紧搜集沪、杭一带敌伪情报，以便配合盟军登陆作战。王征明多次前往吴淞、庙行看望徐国璋，研究和商讨行动计划，并要求尽快绘制出一份吴淞、江湾、月浦、杨行地区的日军布防图（包括军港、码头、仓库、机场、兵营、高炮阵地等军事设施），以备急需。徐国璋不顾病体，带领吴淞情报组全体成员，冒着生命危险，通过对吴淞、江湾、高境庙、大场、月浦、炮台湾、杨行东营房等重要战略目标的实地侦查、测量后精心绘制成了《敌伪军事布防图》。王征明于1945年2月将这张情报图呈报军部。在美轰炸机进袭上海时，上述目标屡屡遭受轰击。由于情报准确、及时，淞沪地区行政专员顾复生曾于3月向张复辛传达了军部首长对吴淞情报组的口头表扬。

　　日军投降后，吴淞情报组完成了历史使命。黄眷澜、陈达奉命付苏北解放区，蒋炳强留守一德药房，而徐国璋则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于1945年12月31日去世。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集中兵力反复残酷的扫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使得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新四军面临极端艰苦的生活条件，军需物资尤为匮乏。为了克服困难、坚持抗战，新四军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陆续派出采购人员进入上海。1943年秋，新四军一师军需科张渭清同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奉苏中财经处之命，来沪采购通讯器材和无缝钢管等军用物资。

　　当时日本侵略军已全面战领上海租界，日伪军在水陆交通要道、车站码头设置了许多哨所关卡检查来往行人和运输车船，特别是对抗日根据地，更加采取严格的检查和封锁措施，使上海至整个抗日根据地的物资运输十分困难。张渭清通过苏北斗龙港洪帮“老头子”潘海鹏的介绍，以商人身份来到设在紧靠黄浦江边的吴淞外马路上的吴淞镇三大名行之一的宝丰鱼行，与老板蒋永清联系。蒋永清看张渭清生意大，人又机警灵活，就让他在宝丰鱼行当小老板（代理人）。从此，新四军采购物资的秘密联络点便在宝丰鱼行隐蔽了下来。

　　张渭清到吴淞不久，就与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系统在吴淞的中共地下党员陈金生建立了联系。陈金生在渔民中很有威信，与水上警察、日本翻译、海关工作人员等各种层次的人都有交往。他家住外马路，靠近黄浦江边，对于前往的船只也便于接应。张渭清利用陈金生的各种关系开辟海上运输线，由张渭清、陈金生等负责运送出吴淞这一关，再由驻崇明、鸭窝沙的海防大队中的地下工作人员接运。同时，张渭清假装走私贩子，贿赂日本“电讯横式会社”的朝鲜籍驾驶员，搞到敌伪海军部的给养车和汪伪海防团的哨船，就用这哨船从苏北装运黄花鱼、食油、小麦和玉米到吴淞卖掉，再由陈金生等人到上海市采购草绿颜料、白报纸、印钞纸、车床、生铁等军需物资，从陈金生家门口上船，打着和平军旗运走。张渭清每次同陈金生联系，都是身穿黄色制服，头戴日本军帽，配挂刺刀，以和平军的身份作掩护。但是在白色恐怖的包围下，在运送物资的过程中，要经过海关、水上警察、日本翻译等几道关口，同志们遇到过敌人的盘问、搜查、甚至拷打、监禁，但他们都沉着、勇敢的应对，将生死置之度外，打通了吴淞到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海上运输通道，将一批批军需物资运往抗日根据地，为抗日根据地的军需供应提供了有力保障。　　　

　　（区委党史研究室　  厉 莹）